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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寫Maggie論文，和這個話題很沾邊。自己亦算作港漂一族。在這個什麽都做不成的夜晚，我決定一頁一頁的copy and paste，奇文共賞。
80后 港漂
港漂，顧名思議，就是漂泊在港的異鄉人，其實更準確地說，是近十年香港放寬內地人進港讀書和工作的政策下，那些漂至香港的內地族羣。
現在香港各大學每年招收逾萬名內地學生，包括本科生和碩士生。根據最新政策，這些學生畢業後可無條件留港一年，期間找到工作，即可繼續留港。
這個羣體愈來愈大，如果將來有一部分人融入本港，成為香港一分子，他們就是「新香港人」。這種「新香港人」夾着幾個標籤來港，可能是「高考狀元」，可能是國內的「富二代」，但更大的標籤是「中國八零後」或者中國「獨一代」（國內「一孩政策」下第一代獨生子女）。他們十多二十歲，孤身上路，一個人揹着自己的背包，告別家人、朋友或者戀人，走到中國最南端的一座陌生的城市。他們帶着各種情感和夢想來到這塊地方。沒有人能向他們保證，他們一定能獲得些什麼。這其實是一筆青春的賭注。
訪問他們的時候，我想，我願意讓他們接手管理建造未來的中國香港嗎？
我想我是非常願意的。香港是我們的，其實也是屬於所有人的。楔子：眼睛的故事
在北角英皇道一間茶餐廳內，我點了一碟叉燒飯。當我咬着一片半生熟的煎蛋之際，坐在我對面的Lily開始談到她在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前北京廣播學院）的經歷。 是艾慕杜華。那是她最喜歡的電影導演。
茶餐廳的雜音彷彿漸漸退去。在一個說不出的地方，飄來了Caetano Veloso的《鴿子歌》。Cucurucucu。Cucurucucu。Cucurucucu。
充滿情慾、異色、性變態的艾慕杜華，飛到銀幕下一對一對睜大了的年輕眼睛裏，又飛到他們一些人的心裏面。那個介乎於開放與不開放的年代，一些奇異的場面，一些忐忑不安的年輕心靈，最終化成了家書，成了漂移在外對故鄉母親的「表白」，最終，毫無懸念地，變成了學校領導對教授的批評。但是，在那座校園，艾慕杜華的電影仍是一年一年的在放映着。赤裸地。靈慾交纏。
好多年後，Lily第一次被艾慕杜華震撼了。艾慕杜華已經不再「地下」。教授每年覆述着當年的故事：「我以後還是要每年放一次這部電影。」
教授對同學說：「你們長大了。」
幾年之後，個子嬌小的Lily來到了香港， 她最近完成了《歲月神偷》的後期工作。
「八零後？我們八零後的唯一共通點，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沒有共通點。」Lily意簡言賅。從桂林到廣州到北京再到香港，她揹着自己的夢想不斷漂移。拜盜版電影光碟興起所賜，中國的「八零後」花了兩三年時間，看了人家一百年的光影記錄。有的電影讓人開懷大笑。有的電影讓人看完後，呆了一陣，眼淚就掉下來。那時她還努力學好英語，希望考到美國去，「改變自己命運」。同一時間，她靠電影去「旅行」，透過電影，她找到了她嚮往的光影世界。Lily呷了一口茶：「我還看了賈璋柯的《站台》。」
她的朋友Rebecca也是桂林人，喜歡看的電影是周星馳的《喜劇之王》，而不是另一部內地大學生喜歡的《西遊記》。因為在《喜劇之王》裏，那是他真實的自己。」
本來以為Lily和Rebecca都是典型的中國「八十後」，即是獨生子女，即是被社會學家批評為「懦弱、自私、沒主見、缺乏團隊精神、即將垮掉」的那一代；令我詫異的是，眼前坐着的兩人齊聲否認自己是獨生子女。Lily說：「我是雙胞胎」。我愣了一下，轉過頭瞧了瞧Rebecca，她不說話。我問她：「你也是？」Rebecca瞪大了眼睛，露出一個「說出來你未必相信」的表情。她遲疑了一會才開始講她那段奇異的的故事。
原來眼前這位大眼姑娘，她的眼睛天生就有問題。小時候，她外表看來跟正常孩子無異，直到有一天，她媽媽教她認字，她認了老半天認不出來，媽媽火了，禁不住罵道：「你怎麼就這麼蠢，老認不出來！」娃娃委屈地哭着臉說：「不是啊，我看不見！」媽媽吃了一驚，這才知道孩子眼睛害了病。
娃娃弱視嚴重，她媽媽獲准再生一個孩子，所以Rebecca是中國「八零後」少有的非獨生子女。問題是：眼前的Rebecca，她的眼睛看上去並沒有任何問題，她甚至連眼鏡也不用戴。「你的眼睛現在好了？」我問。「好了。」她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滿腹疑惑。
究竟Rebecca後來遇到什麼奇遇？在這裏賣個關子，我們現在先跑去看看其他「港漂」在港的生活情況。
師父寫下：時，空，皆無法改變，而時空卻可以改變。
這很難理解。我的早期理解是一個逗號可以改變一切，師父說：不，你仔細看。
我說，上句和下句就有一個逗號之差別。
師父說，你只看到表面，你仔細看，差別不只一個逗號。
從日落到日出，我將手上捧的兩字看到快不認識了，師父將我叫入房中說：你看出差別了嗎？
我說，我只看出一個逗號的差別。師父說，你已離答案很近，但是離答案愈近，便愈容易找不到答案。
我跪在地上請求師父參破。
師父說，看，其實是兩個逗號。
——韓寒《長安亂》
Part.1
觸到了我的痛處
有人說，看你結交什麼朋友，就會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香港人功利，往往看你住什麼地方，就知道你的生活怎樣，你的「狀態」如何。為了完成這篇關於「港漂」的訪問，我跑到浸會大學的男女生宿舍，跑到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港漂」位於奧海城的住宅，然後又跑到另一個「港漂」青年在油麻地的板間房……總結地說，所有他們住宿的地方，給我一個感覺，就是「漂」。
現在，我正跟着楊鑫這個能操一口流利美語的中國精英，經過兩道天橋，拐進西九龍的奧海城。
這個兩房海景奧海城單位，一踏進去，就是悶熱，看不見窗子，雜物衣服鋪滿一屋，之前購買的SONY液晶體電視的紙皮箱仍然擺在櫃頂。為什麼大廳看不到窗戶和海景呢？原來主人翁楊鑫在大廳中間豎起了兩個寬三呎的高身大櫃，把大廳的另一邊都遮住了。兩個高至近天花板的櫃之間留了一個通道，形成一個門口通道的樣子，於是大廳隔成了兩個部分，一個是近門口的大廳，放了沙發和平面電視機，另一個是穿過兩個高身櫃中間通道的自製大房，裏面擺了一張牀和一張電腦桌。楊鑫很快開了空調。一室的凌亂，代表了他「漂」的狀態。
北京清華大學畢業後赴笈美國再獲摩根士丹利（俗稱「大摩」）聘用的楊鑫，是典型的海歸精英，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海嘯，全世界投資銀行風聲鶴唳，裁員不絕，偏偏在這時候楊鑫獲聘進入了白人當道的國際投資銀行。那時候，在西九龍高尚地段的摩根士丹利辦公室內，每個人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是否還能上班。同事突然被勒令在一個小時之內收拾好個人物件然後被保安「押走」的場面，已經變成辦公室常態。楊鑫憑着過人的實力在外匯部門留了下來，身邊留下來的同事也是各有所長的世界各地的精英。他們當時談的話題不是滙豐是不是需要供股和大幅削減派息（儘管「大摩」正是最早發出這個「恐怖預言」的機構），他們談的話題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會不會爆發」。
「香港人比誰都勤勞！」
一年之後，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楊鑫的家倒凌亂得像爆發了一場大戰。
在山西太原長大的楊鑫，正如所有「中國八零後」一樣，他自小聽慣外界批評「八零後」懦弱、自私、不靠譜的聲音，但他從不「對號入座」。「對我沒有什麼影響，我覺得他們講的不是我，他們講的可能是百分之八十的人，而我可能屬於那百分之二十。」
「以前感覺香港是中國的一塊地盤，但被英國搶走了，但同時香港又非常繁榮，感覺有點複雜。」
多年以後，踏足了傳說中的香港，感覺反而不大。「香港是世界其中一個城市。」
楊鑫美國碩士畢業後來港兩年，對這塊地方並沒有很大的歸屬感，他不諳廣東話，平時用英語跟香港的朋友溝通。他覺得香港沒有本身的文化習俗，例如沒有地道的小吃。他覺得在美國，他們會有一個熱爆全城的話題，例如某個脫口騷引發的爭議，在中國大家會談「春晚」，但在香港，大家談的是最近工作怎麼樣。他關心宏觀局勢，擁有世界視野，香港年輕人反對興建高鐵並不是他關心的項目。他有自己的理想，將來成立自己的生意，回到中國大陸，發揮自己所長，貢獻社會。在他心目中，香港人非常勤勞。「比大陸人還要勤勞？」我追問。「香港人比全世界任何國家的人都要勤勞。」楊鑫堅定的說。
我接觸過很多「港漂」，他們都對香港前景很樂觀，楊鑫是唯一的例外。楊鑫幾乎是不帶感情的說，香港一直擁有兩大優勢，港口和金融，現在港口優勢已經消失，至於金融方面，只要中國開放外匯管制，香港的優勢也會隨之消失。「香港人有什麼可以做的嗎？」我急切地問。
「香港能做的不多。」楊鑫幾乎馬上給了答案。雖然我個人完全同意他的說法，但他這樣一說，還是觸到了我的痛處。Part.2
香港人看不到大陸人看到的東西
「我於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則散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宏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深刻之印象。我每年回香山二次，兩地相較，情形迥異，香港整齊而安穩，香山反是……。外人在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
——孫中山論及其革命思想瑞士信託銀行最近一分調查顯示，中國二十歲至三十歲的年輕人，收入在過去三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四，在所有年齡段之中，他們收入增幅最大。
中環德輔道，每個人行色匆匆。一百多年前，孫中山在距離這裏不遠的士丹頓街與楊忂雲等人成立了興中會，計劃推翻滿清政權。
一百年後，滿清已不存在，流血的革命似成往事，而在中環一帶上演的是看不見血但「腥風血雨」之味更濃的「金錢戰爭」。張煜零四年進入廣州中山大學，第二年以交換生身份來到香港城市大學，現在他成了中環金融界的一分子。
「小時候香港代表一切好的東西；來到香港之後，發現香港人對大陸反應過度，危機感很重。」張煜在城大畢業後加入了中國資金的證券行，工作是為國內投資者找尋出路。張煜知道我很關心上海取代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問題，他大派定心丸說：「大陸錢多，香港才有更多機會吸收那些資金。」
「香港現在應該要了解，將來必須跟廣東、廣州、深圳合作。」張煜從來不會被上海金融發展勢頭良好影響他對香港的判斷，他認為香港未來發展機會非常好，因為內地很多資金都會透過香港投資國外。
「香港人經常講到金錢問題，但是全中國也在講錢，只是香港人談金錢問題時顯得更為坦率。」
任何問題到了張煜口中都不成問題。國內房子貴，「八零後」（無論中港）買不起房子，張煜說：「事業有成便可以解決買房子問題。」從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港漂」跟很多香港年輕人的分別，他們看見機會處處，永遠保持樂觀開朗。
為什麼大家同樣在香港的大學畢業，大家通常的起薪點也是八九千元，「港漂」還要在港負擔租金，而香港本土生可以住在老媽子家中，而大家的精神面貌卻相差那麼遠？數字或者可以說明一點問題，「中國八零後」在過去三年平均加薪三成，「香港八十後」在過去十年，工資中位數不僅不能維持，而且輕微倒退……
Part.3
一個喜歡李嘉誠的創業者
報載，二零一五年之前，中國三十歲以下的人口將達到五億，幾乎相當於整個歐盟的人口數量。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創業學教授葛定昆表示，這些人心中的偶像不是毛主席的忠實追隨者雷鋒，而是像比爾．蓋茨 （Bill Gates） 和邁克爾．戴爾 （Michael Dell） 這樣的人物。
春節過後，「港漂」陸續從他們的家鄉回到香港。這個周六，耿春亞與他公司的員工仍在沙田科學園辦公室內埋首工作。身穿一套深色西裝仍顯得一臉朝氣的耿春亞，幾年前創辦了「東方蜘蛛」—— 一間以組織為單位的網絡社交平台。他本身是清華大學的尖子，畢業後可以選擇升讀美國，但他選擇了香港，原因是「如果我要做研究，我去美國，如果我將來想做生意的話，我要來香港。」結果他取得城大的全額獎學金來到香港修讀碩士課程。
耿春亞是一個從小就很有想法的人，他天生聰明，入讀的是全省的重點小學和中學，但總是考第二，原因是他覺得，考第二就足夠了，考第二名只要稍努力就足夠，但考第一要多花很大的氣力和時間，與其花很多時間去爭取第一名，倒不如把那些時間用在自己覺得好玩的事上面。「小時候最好的朋友都是有些壞的孩子。」耿春亞自言是那時校園內最大的「軍火（玩具）商」，大批入貨，一元買入的玩具槍，兩元賣給同學，兩毛錢一包子彈，五毛錢賣出去。那時候他幹「壞事」可多了，有時東窗事發，老師都不相信是他幹的，因為他讀書成績明明很好。
那年頭，清華每年大約只能收幾十個安徽的高材生，耿春亞是其中一個。他意得志滿去到清華，忽然發現世界不同了。「清華讓我們知道，在這裏你不能再像以前一樣，只靠聰明，你還必須努力。」耿春亞說：「中學時我從不聽老師講課，到了清華，即使我很用心去聽也聽不明白。」不到一年，他瘦了二十八斤。在那裏，除了唸熟了周星馳的《大話西遊》，還學到了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真諦，培養了刻苦的做事精神，也培養了做人的品格。
「八零後」這一批獨生子女一代，一方面父母爺爺奶奶萬千寵愛在一身，一方面小小年紀也得頂着「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壓力。耿春亞說，在外國，家長採取放任政策，讓他們自由發展，這在外國行得通，在中國不成，原因是中國的社會環境太差，家裏不教就學壞了。他贊成「棒下出孝兒」，但前提是父母自己必須言傳身教，以身作則。
「我很感激我媽媽，她對我嚴厲，對自己更加嚴厲，她小時候沒有機會受教育，後來自學大學的中文。」媽媽喜歡帶他逛書店，以前的書店，書擺在後面，前面隔着書店職員和櫃位，要看什麼書，要請職員拿，他媽媽跟職員說：「你讓我孩子進去看，他最後要什麼書，我都付錢。」所以他從小看《水滸傳》、《西遊記》，家裏有一個大書櫃。「孩子有問題，家長不應怪學校，應該檢討的是自己。」清華大學流行說「一流學生、二流校園、三流教授」，強調的就是學生自己奮鬥。
耿春亞說，如果香港教育一味鼓勵年輕人進入投資銀行，那是錯的。
「我們年輕人，先不要問社會應該怎樣，而要問我們應該怎樣，我們自己能力怎樣、態度怎樣，不要好像老人家，老是要求社會給自己什麼，我們應該思考怎樣才可以改變社會。」耿春亞說。
耿春亞是二零零四年成立的「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主席，他同時是香港青年事務委員會委員。二零零二年他取得獎學金來港修讀碩士，每月津貼一萬五千元，扣除學費食宿，所餘不多。他記得自己第一次來港，一個人走到尖東海旁，沒有照相機，於是花錢讓人拍一張「即拍即有」。那張照片他保存至今，上面寫着「用兩年去體驗一種環境，用十年去追求一種理想，用一生去實現一種價值」；照片的背景是璀燦的維港夜景，站在前面的青年抿着嘴，眼神不自覺流露一種倔強。
「香港人失去拚搏精神。」八年之後，耿春亞一步一腳印，實現他的理想。他跟記者說：「剛結婚了，打算在九龍塘買房子。」在「香港八十後」的青年抱怨樓價太貴、買不起房子之際，「中國八零後」若無其事談論他在港的大計。
耿春亞似乎對未來一切看得很樂觀。談到香港和內地年輕人的競爭，他說香港年輕人和內地年輕人互有優勢，應該合作互補，我們真正的競爭對手是外國的歐美人；談到香港邊緣化，他說，在香港做生意的好處是靠近大陸，而法制健全，香港社會的好處是公平、機會均等。「最初來香港那兩年，對這地方沒有什麼感情，但是後來我發現香港真的給我很多機會，讀書是免費的，頭兩年在科學園創業，租金也是免費的。」
「以前我總在深圳買東西回香港，現在我總是在香港買東西帶回深圳。」耿春亞家人已搬到深圳，他也另設一間公司在深圳。「香港東西貴嗎？我覺得計及質量和服務水平，香港東西其實愈來愈便宜。你看，大陸的房子，二十年就不能住了，香港的房子三十多年仍然保養得很好。」
耿春亞喜歡香港首富李嘉誠，他認為香港新一代已經沒有李嘉誠那種拚勁和創意。他也很難理解為什麼香港年輕人好像都不敢跑到大陸去闖，香港人變得保守，香港人的膽量和信心都消失了。耿春亞認為，香港回歸後，香港應視此階段為一個創業時期，「創業時期犯錯是正常的，不要怕犯錯，犯錯並不可怕，可是，因為老是不敢犯錯，將來員工可能連飯碗都不保。」
耿春亞來港之後第二年，香港出現「沙士」和五十萬人上街的「七一倒董大遊行」，耿春亞大吃一驚，香港那麼亂嗎？後來他找到一張講述香港歷史的光碟來看，發現香港經常都這麼亂。無論如何，香港漸漸成了他的第二故鄉。
踏入三十歲、與NBA球星姚明同齡的他，最近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資格，那肯定是「港漂」的在港生活的里程碑。耿春亞曾策劃了一系列名為《我在香港這七年》的紀錄短片，介紹「過來人」的經歷。九八年來港讀書、繼後留在香港工作的楊詠芳在其中一個片段中提到，她領身份證的那天，雖然只是一張紙，一張臨時證，但看到那三顆星星和「永久」那兩個字，還是覺得百感交集。她說：
「那是我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我生命裏最黃金的一段時期，我就貢獻給這座城市了。」耿春亞說，這片段播放給很多剛來港的大陸年輕人看，他們都哭了。
Part.4
青春火花
訪問期間，作為香港的七十後，我有兩大感覺，一是汗顏，一是不得不承認自己年紀大了。當我問「港漂」何以你們興致勃勃，我作為香港人卻看不通香港有何前景時，「港漂」向我曉以大義：「香港人如果連自信都沒有的話，就真的完了。」
我心裏說：青春真好！翳悶的天氣之下，我繼續我的「尋漂之旅」。
這次我來到了浸會大學的大學生宿舍。
我碰到了北京來的程石、湖南來的何鑫傑、湖北來的傅曉、也是北京來的顧一驄和在湖南出生、在上海度過中學時期的王依凡。他們都是零六年之後憑大陸高考成績考進浸會大學的。第一次離開家人，也是第一次走到這個日常生活不能用普通話溝通的地方。由於香港的大學學費不便宜，一年連食宿動輒十萬港元，四年大學本科下來，就是四十萬元。「你們家境都算有錢嗎？」我忍不住問。他們異口同聲說，真正有錢的家庭，子女都送到海外去，例如美國、加拿大、澳洲、英國；這些人之中又有分成認真讀書的和不認真的。總體而言，去美國的是認真的，到澳洲的志在玩耍，云云。這些留學花費每年大概不少於三十萬，四年總計就是一百二十萬了，比在香港讀書貴了好幾倍，而且香港始終距家人更近一些，同文同種，文化差異相對也是較容易適應。
他們談起來港前對港印象，大部分都是透過電視媒體獲得。最令我這香港仔詫異的是，他們居然認為「廣東話好聽」和「香港歌比台灣歌好聽」。
雖然說「中國八零後」是第一代「一孩政策」下產物，坊間說法是「十分驕氣」，自私自利，非主流，不靠譜……。不過「八零後」自己細分，還是會分出八零到八五， 八五以後這兩個「族羣」。於是，姚明（八零）、郎朗（八二）、李雲迪（八二）、韓寒（八二）、劉翔（八三）似乎成了上一個世代。
「八零後」已經長大了
其實沒有人是想被別人標籤的。九三年中國青年問題專家孫雲曉撰寫了震動整個中國的《夏令營中的較量》，講述九二年八月中國和日本的孩子參與內蒙古草原探險之旅，驕氣的中國孩子結果全面敗北。兒童文學作家陳丹燕九七年出版了《獨生子女宣言》，揭示了獨生子女的孤獨和脆弱。然後媒體發現了七科不及格的韓寒（八二年）拒絕復旦大學「破格」取錄，然後當年十四歲的圍棋天才陳耀燁（八九年）與圍棋棋壇大老聶衛平在複盤時脣槍舌劍，兩不相讓，聶老一氣之下拂袖而去。今屆冬奧取得個人三面金牌的「冰上王后」王濛（八五年）在二零零七年速滑失利，直指「這當然是教練的錯」。充滿個人主義的「八零後」就是這樣被媒體不停報道。不過，二零零八年四川汶川地震，「八零後」、「九零後」青年的救災義舉卻得到傳媒讚揚，一舉改變了社會對他們先入為主的看法。不久前，曾經當眾指摘教練李琰的王濛，在奪得冬季奧運金牌之後卻突然向教練李琰叩首，場面感人。
我的一個被訪者談到「中日夏令營中的較量」時說：「我十歲時輸給你，二十歲時我相信不會輸，三十歲時我便要贏你。」「你現在看不起我不重要，關鍵是十年後你還能不能看不起我。」
陳丹燕最近在報上撰文，談到她遇到了當年她其中一個訪問過的獨生女孩，這個多思、敏感、被愛情困擾的女孩現在已當上了媽媽，成了副刊編輯。「我意識到，他們已經長大，已成為這個社會的支柱。」陳丹燕說。
跟浸大的「港漂」談，總是很愉快，他們坦率可愛，儘管有時展露憂思，但一閃而過，很快就回復了樂觀進取的意氣神態。他們說喜歡到香港讀書，因為學術上比較自由，教授給學生的時間也較多。他們談到對「六四」的看法，談到未來就業問題，談到交男朋友女朋友，談到梁文道、金庸、劉墉、韓寒、龍應台、《皮皮魯魯與魯西西》、《阿凡達》、釘子戶、毛澤東……可能是年齡相差不遠，他們很能明白香港「八十後」為何要反高鐵。他們都很想在畢業後留在香港工作，不過，根據統計，儘管九成在港就讀的內地生希望留港工作，但他們實際留港就業率不足百分之十八。另一方面，全國大學畢業生人數去年高達六百一十萬人（這是幾年前國內擴大大學招生的結果），據廣東省數字，三十三萬名應屆大學畢業生，目前只有三萬人找到工作。儘管就業情況嚴峻，「港漂」他們仍能以堅定的姿態面對這一切。「港漂」，可能是碩果僅存最樂觀的香港人。Part.5
浪漫而漂泊的板間房
我是來到了阿倫的「架步」，才真正體驗到「港漂」的滋味。現場是油麻地一幢舊樓，一個間隔成多個套房（獨立廁廚）的單位，即俗稱的板間房。阿倫說：「我租了下來，才知道樓下有性工作者。」他室內唯一的窗戶只能對着天井似的冷巷。月租二千二百元；如果要開窗見景的，要多加三百。
阿倫是深圳人，自少看TVB的《閃電傳真機》長大，一直讀深圳的名校，後來考入廣州華南理工主修傳播，大學四年級，成功申請來港修讀中文大學的「視覺文化研究」碩士課程，透過電話用英語面試，負責面試的教授最有興趣知道他畢業論文為什麼要比較國內春青電影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青春電影。在他成長歷程中，香港一直是他嚮往的品牌，尤其是香港那年代的電影。反而當我問起他知不知道當時李雲迪、周筆暢等後來全國知名的人物也住在深圳，他想了想，才回想起來，啊，我有同學碰過當時的李雲迪，啊，我有朋友跟周筆暢唱過K，還有，我同學放學後碰見李偉峰（中國足球國腳）拖着他的女朋友……
談起「八零後」的偶像，他記得自己初中時讀韓寒，「那時覺得他偏激，這幾年之後，他再出來說話，反而有點知識分子的感覺」。
阿倫目前擔任一分雜誌的編輯，生活還可以。每天就是上班下班，下班就回來自己的板間房，上網，跟女朋友「煲電話粥」。有時自己燒飯，一個人吃不了那麼多，煮了晚飯，吃剩的明天還要帶回辦公室做午飯。一百平方呎的板間房，雖然有自己的門鎖和自己的廚廁，但擺了牀、桌子、衣櫃之後已沒有多餘的空間了。他的桌上放了很多《Jet》雜誌，還有《MING》的革新號第一期。談起中央電視台「春晚」裏台灣魔術師劉謙的表演後來被韓寒指為詐騙，阿倫身在香港仍有留意到。劉謙後來在自己網誌反擊韓寒說：「非專業的魔術評論，我是一向一笑置之的，但是我不能接受這些非專業評論出自韓寒之口。」阿倫說，其實兩人的說法我都可以接受，最不能接受的，是兩人後來把網誌互相批評的文章刪去了。「這點我絕對不能接受。」阿倫抗議說。他忽然有了點韓寒的味道。
歲月把什麼偷走了？
一般來說，「春晚」這節目正如TVB劇集般，每況愈下，覺得好玩和非看不可的人，愈來愈少。時間和歲月把一切都改變了。在中國大陸，每一個年輕人都能感受到到大城市經濟騰飛的「失重感」，另一方面，香港的墮落卻是更為深沉和難以言喻。對阿倫來說，小時候的香港電影，是一座豐碑，今天香港電影最光輝的歲月已經遠去。與其問是誰偷走了香港電影，毋寧問誰把香港的identity偷光了。
「我能感受到你剛才所說香港人那種轉變。」阿倫說。
經濟停滯、官商坐大、青年上位路趨於狹窄、中港地位逆轉、新興產業欲振乏力，我們在擁抱大陸和喪失自我的路口徘徊，在對抗「邊緣化」和對抗「大陸化」之間掙扎，我們心裏充滿太多惶惑、不安、懷疑。「情形就好像廣東歌，在中國大陸愈來愈少人唱。」阿倫說。「香港曾經很精彩，現在我來了，香港最精彩的時間卻過去了。」阿倫說。阿倫仍決定留下來，因為香港仍然相對自由。至少可以上Facebook，可以上Google。過去，香港人都是從國內逃出來的難民，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共同點就是很怕大陸政權；那時有些人寧願冒着被鯊魚咬死的危險從深圳游水來香港登陸。那時候香港沒有高鐵，但湧來香港的人數以十萬百萬計。今天，香港成了中國其中一個城市。阿倫說，他有些從北方來的朋友，不適應香港生活，又想到要留港七年才能成為永久居民，於是離開了香港，回到了北京。Part.6
她的眼睛怎麼啦？
訪問了很多「港漂」，有一個從陝西漢中來的女生跟一個香港男孩結婚了，有的「港漂」創業了，有的正在找尋一份更好的工作。
他們的故事和看法我不能一一盡錄。他們或者有一些相同的成長軌迹，但到了人生岔口，又各自有了不同選擇，有了不同的遭遇。十年後他們的境況也許會有更大的差別，有些人既成功又開心，有些人雖不成功但仍然開心，有些人雖然成功但不開心。誰知道呢？究竟未來的一切，我們真的能靠自己改變嗎？他們之中，大部分讀書成績非常優秀，來香港之前他們想過赴美國升學，但是學費太高，唯有轉而南下香港讀書。
很多被訪者都充滿理想，金錢不是他們最看重的東西，他們稱自己為「最後的純真一代」。多數人會說香港人素質較高、有禮貌，當他們談到香港的「壞話」，會自動收斂，可能覺得這會讓我難受，其實我不會。有的人談到政治，坦率表達之後，我會問：「這樣能寫出來嗎？」
談到台灣，這其實是一個很難的題目。一位被訪者說，如果台灣人看到香港現在仍然那麼自由……。她衷心希望中國兩岸統一。但是我只能一直琢磨如果台灣人看到「香港現在仍然那麼自由……」之後，已經「當家作主」的台灣人如何看待香港目前的「民主進程」？又如何看待「一國兩制」？
列位看官，看到這裏諸位可能已經忘掉了。可能，只有我還沒有忘掉。
對，是Rebecca的眼睛啊。她的眼睛後來怎樣了？
Rebecca說，她的眼睛後來因為遇到一位來自台灣的氣功師，竟然奇蹟治好了。
坐在她身旁的Lily連連稱奇說：「你這個故事，連我之前也沒聽你說過。」
「港漂」由來
一九九八年，香港賽馬會捐款逾一億，贊助數十名內地應屆高考生獲全額獎學金入讀香港各大學，從此開啟了「港漂」之門。二零零一年，政府允許在港就讀的內地生畢業後留港工作。二零零三年，「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頒佈，至今有逾二萬內地專業人才循此計劃從內地直接來港就業。二零零六年，「優秀人才入境計劃」頒佈，進一步引入國內優秀人才。二零零八年，港府落實「教育樞紐」政策，放寬在港內地畢業生無條件留港一年，換言之，「港漂」畢業後可以有一年時間找工作，若找到長工，即可繼續留港，連同讀書的四年時間，內地在港畢業生只要持續在港再工作三年左右，前後合計七年，即可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資格。
根據統計數字，二零零一年，來港就讀大學的內地學生人數，只有約一千人，此後數字每年遞增，至二零零七年，每年內地新生入讀本港大學人數已經超逾六千人。連同碩士課程，相信二零一零年內地新生將超逾一萬人。至二零零七年，累計來港就讀內地學生為二萬三千多人，而經各種計劃來港就業的內地專才人數，累計為二萬人左右。截至目前，估計「港漂」（正在香港就讀各級大學的內地學生和二零零一年後一直留港工作的內地專才）合共四萬人左右。
後記
我不能把所有訪問內容記錄下來，但每個人都給了我很多想法。
我最記得Rebecca說小時候聽到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就頭痛，那種字正腔圓讓她受不了。她說剛來香港的時候「愛死這城市」。她完全是真情流露的。
我不是因為讚美香港而感動，而是為了她的真情流露而感動。
排隊啦、法制啦、說話權利啦、民主啦、公平啦……
她還加了一句：「……內地無法想像。」
後來她發現香港並非十全十美，引用了張愛玲的句子說：「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蚤子。」「第一次看香港的霓虹燈，老外
說：『It's amazing!』但是生存在背後的人並不像霓虹燈那樣光芒四射。」
「你看見老人家在推小鐵車去賣紙皮，年紀那麼大，幹這樣的事，是沒有家人，還是……？」
「香港的服務是很好，但是對每一個人都一樣，我看不到那是針對我的，不錯，這是很高效，但是我到銀行換人民幣，首先很有禮貌問，小姐有沒有戶口，我沒有，就馬上變臉……太功利，沒有了人情味。」
正因為曾經愛死這地方，才能如此痛恨這種功利。訪問期間「港漂」口中有太多「但書」，即是proviso，限制性條款，「香港什麼什麼不好，但是……」，「香港什麼什麼好，
但是……」。
香港本土人連「但書」都說不出來，因為整個句子都是一片迷惘，有如今年春天香江的霧。冷漠，是形容香港最好的詞語，但是，一些「港漂」卻因為看到香港老百姓在南亞海嘯和四川地震捐款而動容。我認為「浪漫」是對「港漂」最好的形容詞，他們每一個人都像是生活在日劇裏的主角；但誰知道這可能只是我加諸他們身上的「想像」？
香港人和「港漂」同樣弄不清香港。兩者的分別是，他們仍然昂首闊步，而我們已經瑟縮一角。訪問中我很想問：「你們有沒有想到，你們覺得未來你們會得到的東西，十年後可能會發現，你永遠得不到？」
我沒有這樣問，因為我知道，這個問題本身沒有任何意義，僅能反映着一個悲觀的香港人那種不能自抑的可怕情緒。
